人物
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1956年出生，法国经济学家，现任法国法兰西学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利普·阿吉翁。受访者供图
10月13日，菲利普·阿吉翁、彼得·豪伊特和乔尔·莫基尔被授予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理论的阐释”。其中，阿吉翁与豪伊特由于“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获奖，莫基尔因为揭示“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获奖。
封面新闻记者 张馨心
他，是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因“创造性破坏”理论闻名于世——这套理论解释了为何创新需要不断打破旧秩序，为何经济的活力来自持续的颠覆与重建。
他，是法国奢侈品牌Chloé的家族继承人。他，从小在高级定制的世界里长大。与包括卡尔·拉格斐在内的设计师、艺术家长期接触，却选择了与T台和秀场截然不同的方向——用数学模型解释经济增长的奥秘。
11月15日晚，菲利普·阿吉翁到访北京并接受封面新闻专访。这次专访中，他谈到创造性破坏的核心、中国经济的机遇与挑战、保护主义下的全球创新格局，以及他如何在家族传统之外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
“年轻时，我怀抱着强烈的理想主义，坚信经济繁荣的成果应当让所有人共享。”69岁的菲利普·阿吉翁温和、低调，他笑着说，“从未想过加入家族企业”，“我会在时尚领域表现得很糟糕”。
他坦言，真正吸引他的，是另一种更深层的创造力——推动更具实质意义的社会变革。
封面新闻记者张馨心专访菲利普·阿吉翁
什么是“创造性破坏”理论？
封面新闻：能否简要介绍一下“创造性破坏”理论？与熊彼特相比，您的理论往往被认为更加“乐观”。您认为这种更具乐观性的原因是什么？
阿吉翁：“创造性破坏”最初是由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概念，我和豪伊特将这一概念纳入内生增长模型。该理论认为“新的创新会取代旧技术”。经济增长的源泉，是那些持续进入市场、并通过创新实现成长的新企业。当企业成长壮大后，往往会试图设置壁垒，阻止新的竞争者进入——因为它们不愿自身成为“创造性破坏”的对象。
这一理论的三大核心是：增长由累积式创新驱动——新的创新建立在既有创新基础之上；创新由企业家推动，他们因更好的产品或生产方式而获得临时的垄断收益；创造性破坏意味着新技术取代旧技术。这产生一种矛盾：创新需要垄断利润来激励，而已经突出重围的创新者又可能利用这些利润来阻止新的创新。
熊彼特是比较悲观的，他认为第一批创新者会成为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我比熊彼特更为乐观的原因在于，我相信政府可以通过有效的竞争政策，来防止既有企业设置市场进入壁垒。当然，我们也必须警惕企业可能通过贿赂等方式与政府合谋，因此，来自第三方制衡力量至关重要，在西方社会，这一力量通常为公民组织（Civil Society）。一个理想的社会结构应是一个稳固的三角：企业负责创新，国家制定并实施竞争政策，而第三方力量则确保竞争在现实中真正得以落实。
如何兼顾“创造性破坏”中的赢家与输家？
封面新闻：关于“创造性破坏”理论，您能否举一些例子？竞争能够激励创新，但也会产生赢家和输家。政府应如何在鼓励竞争与保护被“创造性破坏”影响的群体之间取得平衡？
阿吉翁：人工智能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证。它确实会取代部分现有岗位，但与此同时，也必将催生出大量新的工作机会。
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企业，其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将获得显著提升。这种增长会直接推动业务扩张，从而在企业内部创造更多新的就业岗位。同时，人工智能能显著降低探索新思路、创造新任务的难度，并孕育出前所未有的职业类别。当然，我们必须正视其带来的冲击，许多岗位将会不可避免地减少。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种同时驱动着“就业破坏”与“就业创造”的技术力量。
我非常欣赏丹麦的“弹性安全（Flexicurity）”制度。该制度规定，加入失业保险基金并缴纳会员费的员工在失业后最多可获得两年的失业救济金；丹麦政府还开展教育和再培训项目，并提供咨询服务，使失业人员尽快重返工作岗位。这样的体系让劳动者感到有保障——要么继续工作，要么接受再培训。这样的制度才能既发挥“创造性破坏”的作用，又让它具有社会可接受性。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
封面新闻：对于中国经济，您认为未来最有前景的方面是什么？最大挑战又是什么？
阿吉翁：上世纪90年代，我曾到访北京，并亲身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诸多讨论。彼时，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核心议题，是如何从计划经济成功转向市场经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因其独特的制度背景，难以实现经济腾飞。当中国经济取得显著成就后，另一种论调又开始流行，即认为中国必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增长模式将局限于模仿与追赶，而无法迈入真正的前沿创新阶段。
但事实并非如此。如今在区块链、太阳能板、电动汽车、自动驾驶等领域，中国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展现出真正的前沿创新能力。支撑这一能力的，是中国所具备的若干显著优势。
其一，是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其二，是丰富、勤奋且素质不断提升的劳动力资源；其三，是中国展现出了一种将市场竞争力量与产业政策相结合的治理能力。我个人认为，若能进一步优化产业政策，使其更有利于公平而充分的竞争，中国的发展表现将会更为出色。
我认为最大的短板，是金融生态系统。中国的风险投资和机构投资者仍然不足，而直接投资对前沿创新至关重要。
保护主义如何影响全球创新格局？
封面新闻：您曾多次表达对去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抬头的担忧。这会如何影响全球的创新格局？在这种背景下，您会给中国哪些建议，以保持竞争力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阿吉翁：近年来，美国正转向更为明显的保护主义政策取向。从历史经验来看，保护主义从来都不是推动创新的有效途径。
我始终坚信，自由贸易是激发创新的关键动力：它不仅为创新者提供了规模巨大的全球市场，还引入了激烈的国际竞争——而竞争，恰恰是企业为了构筑壁垒而不得不持续创新的核心驱动力。此外，自由贸易促进技术等要素的跨境流动，这种流动对于依赖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因此，当前美国转向保护主义趋势，对全球创新生态而言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消息。
尽管如此，我观察到中美之间似乎已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战略理解，双方爆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较低。我认为，与美国在若干领域达成协议依然是可行的。
与此同时，中国本身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这构成其重要的战略优势。我认为，中国应进一步强化国内市场的竞争机制，并在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寻求更优的协调。在对外维度上，除了维护对美沟通，应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并致力于同欧洲建立稳固、互信的长期伙伴关系。
以法国轨道交通制造商阿尔斯通（Alstom）为例：在中国高铁发展初期，这家企业曾提供重要的技术建议。随着中国逐步完成技术吸收并实现自主创新，双方的合作关系自然发生变化。然而，比“技术替代”更理想的模式，或许是建立一种“持续合作”的伙伴关系。展望未来，中国应更加重视与欧洲构建此类长远合作。在美国开放度有所下降的当下，此举显得尤为关键。
为什么没有继承家业？
封面新闻：您母亲创立了成衣品牌Chloé，许多人认为您会进入家族企业或时尚行业。是什么促使您选择经济学？您的成长经历对您选择研究“创新”是否有影响？
阿吉翁：我母亲嘉比·阿吉翁于1952年创立了Chloé。当时在法国只有上层阶级的女性才能拥有得体的衣着，而她们每日需为取悦丈夫更换四次服装。她深信，女性应当是自由的、具备独立人格的个体，她决心创造一个品牌，让女性穿上既美丽，又无需频繁更换的服装。于是，Chloé诞生了——品牌以她的好友命名，而非她自己的名字。她同时创造了“奢华成衣”这一概念。
我在一个充满创造力的环境中成长。我的父母都是极具创新精神的人，家中往来的也大多是艺术家、作家与画家，比如当我小时候，我与卡尔·拉格斐（注：著名服装设计师，被称作 “老佛爷”，曾任香奈儿艺术总监）很亲密，他也会辅导我的德语作业。在我成长过程中，这样的成长氛围显然深刻影响了我，使我自幼对创新产生兴趣。
然而，我从未想过加入家族企业——我深知自己在时尚领域会表现得很糟糕。我渴望走一条不同的路，去推动更具实质意义的社会变革。年轻时，我怀抱着强烈的理想主义，坚信经济繁荣的成果应当被所有人共享。
此外，我观察到不同政治家使用看似相同的经济学论据，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让我清醒地意识到：既然双方不可能同时正确，我必须学会如何辨别哪些是严谨可靠的经济推理。这自然将我引向了经济学研究之路。
获得诺贝尔奖有何感受？
封面新闻：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刻，第一反应是什么？这个奖项对您意味着什么？下一步还有哪些计划？
阿吉翁：当时我完全不敢相信，内心十分确信今年不会轮到我。直到10月12日晚上入睡时，我仍觉得这件事与我无关。因此，当10月13日上午电话铃声响起的那一刻，我几乎无法相信正在发生什么。由于毫无心理准备，那一刻成为了一个纯粹而巨大的惊喜。
毫无疑问，诺贝尔奖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人们开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我，我不得不更加审慎地斟酌自己的言辞。作为一个天性随性的人，这对我来说并非易事。然而现实是，如今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在获奖后短短一个月内，我已经亲身参与了法国关于养老金制度与税收政策的讨论。
平均每四分钟，我的邮箱里就会收到一封来自世界各地的邀请邮件，从新加坡、中国到南非、智利……我的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必须进行全面的重新安排。
对我个人而言，这个奖项是对我学术旅程的认可。在我和彼得·豪伊特研究之前，主流增长理论以索洛模型为代表，将增长视为资本积累、人口增长等因素推动的，企业并未被置于增长的核心。回想我学生时代，“创造性破坏”还只是一个概念，尚未形成严谨的理论体系。如今，我们已将其塑造为主流增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奖项，正是对这一学术影响力的肯定。
研究，始终是我的热情所在。我渴望能继续投身于此。未来，我计划持续深耕经济增长、人工智能、绿色转型，以及如何构建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进行深入探索。
您与莫基尔的研究有何关联？
封面新闻：我近期在北京专访了乔尔·莫克尔。虽然你们同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研究重点并不相同。你们的研究有哪些关联？
阿吉翁：乔尔·莫基尔同样是一位熊彼特主义者，但他的研究方法更侧重历史维度。我和豪伊特将“创造性破坏”纳入内生增长模型，并致力于让理论模型与实证数据之间形成印证。而乔尔的工作，是运用熊彼特的思想框架去解释诸如工业革命这样的重大历史转折，或试图破解一些长期存在的历史谜题。
他当然拥有自己严密的分析框架，但我们的路径不同——我们更侧重于建立一种可检验、可校准的正式模型，尤其是能够基于企业微观数据进行量化分析的理论体系。
因此，我们的研究在本质上是高度互补的：我们提供理论模型，他则提供历史证据。例如，我们的模型强调了累积性创新、创新租金（收益）以及创造性破坏的核心作用，而乔尔的研究能够从历史层面解释，为何19世纪的欧洲在制度上具备了实现这些条件的土壤。
我们相识已有25年，我们每年差不多见三次面，进行深度交流。事实上，我们已经计划共同撰写一本书，系统探讨创新与增长的历史。
栏目：诺奖得主寄语
年轻人要敢于提出
那些宏大的根本性的问题
“您能给年轻人一些建议吗？”当面对封面新闻记者的问题，菲利普·阿吉翁坦言，年轻人要心怀社会使命感，并敢于提出那些宏大的、根本性的问题。
他认为，年轻人还要拥有雄心，并辅以持之以恒的坚持和面对逆境的韧性。
他说，在探索的道路上，必然会有遭遇困难的时刻，但只要能够坚持下来，就很有可能为这个世界作出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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